尚守昌
民国《太和县志·秩官志》载：郑维祉“知太和县，耿介著称，县内有以盐引事酿成巨狱，株连多，日久未决，盐道某欲尽置之法，维祉毅然力白大府，治其罪首，余悉释之，事得平。”
“官督商销”的引岸制度
清朝在两淮地区设有两淮都转盐运使司，管辖范围包括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六省。实行“官督商销”的引岸制度。即规定制盐灶户纳税后才允许制盐，但不得自行销售；盐商纳税后领具引票（盐引），取得贩盐的专利权，才可采购运盐到指定的销盐区域(称引岸、引地或销岸) 销售。盐引由两淮都转盐运使司签发。
乾隆年间，安徽颍州府除涡阳县外，太和县、阜阳县等均销售淮北盐；而河南的盐源，既有淮北盐，亦有山东和长芦盐，其中沈丘县为长芦盐销地，虽与太和、阜阳两县毗邻，却分属不同的引岸。不论是将太和、阜阳的淮盐运销沈丘，或将沈丘的长芦盐运销太和、阜阳，皆构成“侵销”，都是犯法行为。淮盐课税较其他地区为重，售价也高，往往受到邻盐侵销。案起十里沟
《乾隆颍州志》记载，太和县有税子铺（今太和县税镇镇），为安徽、河南两省的交通要道，重要的水陆码头，一度商贾云集，十分繁荣。两地相距约25公里。
乾隆四十六年(1781)九月十七日，太和县巡兵王刚、赵明刚等接到举报，税子铺沙颍河内发现一船只可疑，前往盘问，见有三人将船拢岸逃跑。验系私盐，当即向乡约要夫二名，帮助撑船送官。船向东行至税子铺十里沟（沙颍河一支流，该地亦因沟命名），有多人赶来，各执器械，围船拒捕，将兵丁周德、刘铎、陈有功殴伤落水，兵丁王刚放枪亦被打落河内，将盐船抢去。周德、刘铎、王刚先后上岸，陈有功未能上岸，找寻无踪。案情立即通过太和县汛外委叶升和亳州营都司李芳园向寿春镇总兵阎正祥禀报。阎正祥立即单骑简从从寿春镇赶往太和县查办。太和县知县郑维祉和外委叶升带领兵丁拿获案犯王希荣、王应礼二名，供出魏三麻、王佑、王兆坦、王希孔、马之梦等，合伙在河南省纸店集贩卖私盐，俱系太和、阜阳二县人。续经阜阳知县海柱将为首的魏三麻、王兆坦二名拿获，供认贩私拒捕殴兵。此案枭徒虽已拿获案犯四名，尚有余犯未获。陈有功下落不明，后查明系被打落水溺亡。府县继续严加审讯，因案系兴贩私盐，纠众执械拒捕，殴伤（死）兵丁，大干法纪，需听抚臣（巡抚)定案办理。案件重大，阎正祥于九月二十七日以《寿春镇总兵阎正祥为亲赴太和县查拿殴兵之私盐犯事奏折》上报乾隆皇帝，同时将此案禀明两江总督萨载。
乾隆关注，钦差督办
阎正祥奏折于十月初七日呈送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谕旨：“此等贩买私盐枭犯……胆敢带领多人执械拒捕，殴伤巡兵，实属目无法纪。……著传谕萨载（两江总督）等严行查究，将未获各犯按名督缉，尽法惩治，以昭儆戒。……阿桂（钦差大臣）现在河南，可以就近督率查办。……著传谕阿桂、富勒浑（河南省巡抚）严饬地方各员弁实力缉拿，毋使一名漏网。……并谕该抚农起（安徽巡抚）知之。”此上谕可谓严厉至极，谕示两江总督、河南巡抚、安徽巡抚严行查究，要求尽法惩治，以昭儆戒，毋使一名漏网。
十月十一日，乾隆皇帝再次谕示尚书、额附、军机处行走富察·福隆安和安徽巡抚农起：“著即速亲提审究私盐来历及拒捕实在人数，一面奏闻，一面审明，即行正法，以示炯戒。所有拿获首犯之阜阳县知县海柱，尚属能事，著送部引见。……其未获者著该抚严饬各属实力查拿，毋使一名漏网。……尽法惩治，不可稍存姑息之见，将就完案。”并要求随时将进展情况上报。
随着案件进展，乾隆皇帝又先后十四次朱批，如：“汝今逸犯全获否？”“即当速行正法。”“恐不止此，不可将就完案。今又续获几人否？”“总当从重速处，恐汝姑息，慎之！”“好！其获贼出力之属员，著送部引见。”等，可见重视程度和严惩的决心。
巡抚驻太，严加缉审
乾隆皇帝亲自掌握案情，谕旨缉捕逃犯和从严惩处，钦差阿桂、两江总督萨载、安徽巡抚农起、河南巡抚富勒浑、寿春镇总兵阎正祥和安徽、河南臬司以及有关府、州、县官等无不诚惶诚恐地组织力量，四下拿人和进行审讯。农起坐镇太和县，在先期拿获案犯王希荣、王应礼、魏三麻、王兆坦、张连登、船户韩宗仁的情况下，其他案犯也很快到案。
安徽巡抚农起率同护庐凤道江恂、署颍州府知府福䘵、署徽州府同知穆克登布、署六安州知州倪廷模、太和县知县郑维祉等亲提各犯，严加审讯，先后拿获各犯供认前情不讳。
安徽巡抚农起于十月二十日将为首的魏三麻及下手伤兵的王兆坦、王希荣3人予以斩立决，并在犯事的地方枭首示众；“随同助势”的村民王希占、王添栋（即王佑）、王应五、王训（即王晚）、王应礼、王兆常、倪发儿（佣工，鹿邑人）、张连登（工人）8人，发配远边乌鲁木齐等处给种地兵丁为奴；“听从魏三麻贩盐”的马志梦（即马之梦），
发近边充军；船户韩宗仁被处“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折责四十板”，船只变价入官。王希礼查拿到案，其坚供实在并不知情，业经质讯明确，即行释放。河南失察各官，另行开参。阜阳知县海柱因拿获首伙要犯遵旨送部引见。太和县知县郑维祉于一月之内拿获伙贩7名，已经过半，例得免议（不追究责任）。其他获贼出力之属员着送部引见。其实，据那些被判刑的县民坚供：“俱系小本穷民，偶因豫省盐贱，相距不远，贩卖图利，并非积惯盐犯……其纠约抢盐，均系同庄附近之人，衅起仓卒，委无另有伙党”(安徽巡抚农起《力审拟伙众拒捕之私盐贩奏折》)。对此，主审官安徽巡抚农起亦认为“似无遁饰”。
本来事情并不大，只是村民不懂盐法，偶尔超越行盐区域贩卖谋利，还仅属于贩卖已税官盐性质。但村民们丢不起这一千多斤盐，糊里糊涂地纠众抢回盐船，与兵丁发生械斗，犯了“聚众十人以上，带有军器兴贩私盐，拒捕杀人”罪，牵连之多，以致酿成如此惨祸。清代讲的盐枭，“乃武装结伙贩运无税之盐”，《皇朝续文献通考》中也说，“夫枭与商之分，一无税，一有税而已”。可见那几个农民岂能算作盐枭！
清朝盐税收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但私盐也极严重，乾隆皇帝是要杀鸡给猴看，以震慑贩私，保证财政收入。同时，乾隆年间每遇重大庆典、军事行动、大灾大赈以及河防工程等，都要两淮盐商捐输巨款，美其名曰“报效”，动辄数十万两乃至百万两，乾隆三年至五十七年(1738-1792)共38次捐银达2285万两，乾隆皇帝也就必然要保护盐商的专岸利益不受侵犯，以示关怀。总之，最高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统治阶级的利益，是不惜草菅人命的。